刘晨光 |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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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值得深入探究。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交融、相互塑造的结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主义重新激活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实现了现代再造，并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朝着一种未来新型先进文明的目标发展；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使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的创新发展彰显出中华文明的优秀特质，开创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时代新阶段，我们应该更加自觉主动地去丰富、完善和发展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刘晨光，政治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主义；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这是我们党在重大会议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创造了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呢？恰切回答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新阶段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更加自觉主动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就已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同时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2]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考察时也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通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并且二者在这种交融中相互激发，一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问题的实质，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哪里。其实，前面这一问题似乎本就包含后面两个问题。就其本体或实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鲜活而生动的体现。就其功用或效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识其“体”，通其“用”，自然也就不难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在哪里。说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之“体”与现代化之“用”在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的合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4]。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5]。因此，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可以从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时代逻辑等各方面予以阐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而这“四位一体”，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正是因此，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需要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需要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总之，绝不能形而上学地抽象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要时刻牢记，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接力探索，是仍然正在创造中的具体历史，是不断书写的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社会主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主义。其战略、政策、方针背后的理念，自然也都是一贯的。

以上种种，可以统一在一个理论视角下来看，那就是文明论的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实质上正在创造一种新型文明。由于这一新型文明尚在生成之中，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我们还无法予以事后的全面总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新型文明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因为它要回应和解答的现代性问题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它所提供的现代社会主义（注：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使用的“现代社会主义”概念，既包括了19世纪初空想社会主义，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但无论如何，它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并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和扬弃。我们在这里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使用，正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相对，是在吸收现代资本主义有益成果的基础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扬弃。就中国而言，现代社会主义主要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一脉在中国的发展。）方案也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这一新型文明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因为它既是对中华文明的坚守和继承，又是对中华文明的创新和发展。

从文明形态来讲，取代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只能是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与传统的诸文明形态相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和普遍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了现代文明的化身。但就像不能把现代化简单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样，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简单等同于现代文明，无疑是一种褊狭的迷思。取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一种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之要求，因而更为正当的理想文明。而这种新型文明在任何特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成，自然也会打上这个社会所特有的底色和性格。

从文明论的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实质上就是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交融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就在于它正在经由这种历史性的、命运性的交融，来创造一种新型的现代文明。在中国大地上生成中的这种新型现代文明，既是中华文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最新形态，又是旨在“超克”（注：“超克”一语，借用自日本作家竹内好，指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并克服其内在弊病。参见：[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李冬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366-431.）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弊病的现代社会主义文明的特定形态。没有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中华文明就不会发生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与演化；没有与中华文明的交融，现代社会主义也几乎不可能迎来这种从危机到重振的发展。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正在创造中的新型文明来看待，它不仅有助于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而且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它有可能代表着人类未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6]。

二、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再造

放在中华文明自身的演进历程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因遭遇西方帝国主义、被纳入现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经由长期充满曲折和苦痛的嬗变与转型，最终迎来的现代新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的就是“旧邦新命”，就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新形态。正是因此，作为人类古老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成为这些古老文明中唯一一个不断绵延到现代世界的文明。英国思想家伯特兰·罗素曾言：“与其把中国视为政治实体还不如把它视为文明实体——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7]美国政治学者白鲁恂的论断更加著名，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注：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69 (Fall 1990), p.58. 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引用该论，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28.）。

在现代之前的人类文明史中，中华文明长期居于领先地位，曾达到农业文明时代可能达到的顶峰状态。据英国经济学者安格斯·麦迪森估算，即便在鸦片战争前期（1820年），清朝的经济总量仍很可观，约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8]，这无疑令人惊叹。但中华文明较之别的文明的殊胜之处，主要并不在此。

中华文明是一个“理性早熟”的文明，中华民族较早地开启了“文明之光”，并且这一“文明之光”一旦开启就不再遮蔽，即便在后来某些无比黑暗混乱的年代，也从未沉沦澌灭。中华文明的这一内质使其早早地卓然屹立于雅思贝斯（Karl Jaspers）所谓的“轴心时代”诸文明之列，并且当其他文明因种种原因而削弱或消除这种理性的光辉时，中华文明仍一直忠实地持守着自己的本色。

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其中有不少是比较能理解和欣赏中华文明的这种特质的，尤其在与经历过漫长的中世纪、笼罩在浓厚宗教氛围中的欧洲文明相比，中华文明对于人自身理性的大信实在太鲜明、太突出了。这着实使那些相信凭靠人类理性而非神圣启示就可改变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启蒙哲人们羡佩不已。比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就从不吝啬给予中华文明本该享有的赞美[9]。

作为中华文明“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最早是这样论及文明的：“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乾卦》）；又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贲卦》）显然，中华文明理解的“文明”是在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框架下讲的，并且其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文化”——人文教化。人之为人，人类社会之为人类社会，最宝贵的并不在于无止无休的对外征逐，而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设限（知“止”），把精力用在文化道德的修养和提升上。

中华文明对“文明”的理解本就蕴含在早启的理性之中。那“见龙在田”的就是早启的理性，宛如旭日东升，而“天下文明”也只是理性的光辉使然。关键在于，中华文明对于理性以及文明的信，只是对于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同时这一力量最主要的就是用于不断提升人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也正是因此，中华文明常被认为具有某种泛伦理主义或泛道德主义的意蕴。这种概括自然是不全面的，但也不失为一种“片面的深刻”，只不过在批评者意在贬斥中华文明的时候，中华文明却并不以为全是贬义，反而会感觉一些自豪。

就连黑格尔不也讥讽《论语》只是相当于“道德箴言集”吗？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我们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谈话，里面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10]还有著名的“李约瑟之问”（注：“李约瑟之问”又指“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即“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只能说明即便对中华文明大有兴味如李约瑟者，也并未真正懂得中华文明，更不用说深味其中精髓了。他们都生活在西方的启蒙现代性之后，对于理性的理解都被打上现代西方文明的烙印，因此难以看到中华文明早启的理性与抽象的现代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以及整个西方形而上学之间的深刻差异。

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一切都好。中华文明是不喜欢因此也不善于对外征逐的（注：或许有人觉得这一论断失之简单化，问题关键在于，怎么理解这里说的“对外征逐”。中国早期历史也充满着杀伐征战，但中华文明理解的“武德”却是“止戈”。秦汉一统之后，对外亦有大举征伐，但其本质却是不同于“对外征逐”的“防御反击”，一如当今的“积极防御”，对此不可不察。），因此一旦遭遇某个以对外征逐为能事并且异常强大的异质文明，中华文明的好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好。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相遇即是如此，以至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险些面临整体灭亡的可怕命运。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面前，中华文明显得如此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与中华文明传统理解的那种饱含伦理色彩、情感意味和实践品格的理性有别，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建立在一种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理性基础上，这种科技理性源于现代自然科学对于世界的基本理解，逐渐演化为一种冷冰冰的、抽象计算的工具理性（注：可参看梁漱溟对“理性”和“理智”的区分。他早年在《中国文化要义》（完稿于1949年6月）中即提出此说，后来在“文革”期间撰写的《中国——理性之国》（完稿于1970年，晚年想修改而未果）和《人心与人生》（完稿于1975年）中又予以阐发。“理智静以观物，其所得者可云‘物理’，是夹杂一毫感情（主观好恶）不得的。理性反之，要以无私的感情为中心，即从不自欺其好恶而为判断焉；其所得者可云‘情理’。”“世俗但见人类理智之优越，辄认以为人类特征之所在。而不知理性为体，理智为用，体者本也，用者末也；固未若以理性为人类特征之得当。”参见：梁漱溟文集（第3卷）[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614、618. 梁漱溟还颇富洞见地提出：“说社会主义出自人类理性，即是浑合说。若加以分别，空想的社会主义多从主观情感出发，科学的社会主义乃有见于其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性，更从物理来充实它。现代社会主义固是情理物理兼备相合一致的。”参见：梁漱溟文集（第4卷）[G].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366-367.）。

基于天人割裂、主客二分，这种现代工具理性旨在最大限度地去征服和利用自然，同时也发展到去不断征服和利用别的人群和社会、国家和民族。更可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基于工具理性而产生的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优势，被等同于一种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文明优势”。进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等级论”也就自然而然诞生了[11]。

无论如何，中华文明传统自身并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经济，最根本的在于，由于中华文明自身的特质，其内部不可能孕育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或许在后来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或缺憾，而从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来看，这只是“求仁得仁”的必然。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必须为这一必然付出代价，那就是在遭遇全然异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入侵之后，它出现了一种带有整体性的文明危机，并引发了全方位的解体和重构。

历史上，中华文明也曾经受过别的文明的传播和渗透，最典型的比如来自南亚的佛教文明，但那更多只是在精神领域，而且最终也予以消化吸收，化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近代以降，中华文明遭遇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却是一个极为强势的总体性文明，涵盖器物、技术、制度、文化等各层面，因此它对于中华文明构成的挑战也是空前严峻。中华文明别无选择，只有正面以对，积极努力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予以消化吸收，以实现自身的再造。

“文明”与“野蛮”相对。在中华文明的视野中，“野蛮”在根本上是指一种没有经过人文教化的状态，并且如果出现衰败或堕落，“文明”也可以转化为“野蛮”；相应的，如果具备了人文教化的修养，“野蛮”也可以进于“文明”。在这里，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只是看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修养水平，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的群体或地域。实际上，人类古代社会所理解的文明多跟这个社会共同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人文修养有关系，虽然修养的内容会有所差异，但都会包涵一些值得称道的伦理品质。

西方从中世纪发展到现代，一开始对文明的理解也大致如此，它与一些社会性的礼仪有关，表现为新的社会生活习惯的形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指出：“‘有教养的’一词与西方的文明概念非常接近。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即便是在‘文化上’‘一无所成’的人和家庭也可以是‘有教养的’。与‘文明’一词相同，‘有教养’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指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等。”[12]不过，我们也都知道，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走向对外扩张的时候，是把自身作为文明的标准，“文明”表现了殖民和扩张的倾向，而非其族类的广大亚非拉社会被视为“野蛮”或“半文明半野蛮”。

中华文明就被认为属于“半文明半野蛮”的行列。按照西方列强的自我理解，现代文明的标准包括了科学技术、工业化、城市化、商业贸易、民主政治、基督教信仰……仍处在农业文明时代、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华文明自然不符合这种标准。关键在于，中华文明被打败了，即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宛如野蛮的“海上匈奴”，但它们已经掌握了“文明”的标准，并用它们的标准来支配世界、评判他者。因此，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一直都在不屈不挠地探索自强之路，并且也在不断地重塑自己对文明的理解。面对气势汹汹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原来那种伦理中心、道德主义的文明观似乎已变得不合时宜了。中华文明要想不被从此收藏在博物馆里作为玩赏的对象，就必须开启一场文明的革命。

我们做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命运。这种选择和命运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自新乃是基于自身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3]中华文明自身即蕴含着朴素而浓厚的社会主义理念，这是中华文明能够接纳和吸收源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过，中华文明内蕴的社会主义基因毕竟是传统的，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崭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它产生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母体之中，是从中分娩出的极具叛逆性、革命性的新生儿。它的使命就是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使人类进于一种更加理想、更加可欲的新型文明。但这里所说的“理想”，决然不同于人类社会过去常有的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甚至是幻想，而是基于现实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实质上，现代社会主义所具有的“现实性”，一种不断运动和发展的“现实性”，也就是它的“科学性”。

中华文明以现代社会主义的逻辑来统摄自身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将不再总是向后看，把恢复和重建“三代之治”尤其“周礼”作为自己的文明理想，而是开始向前看，朝着一种未来新型社会和新型文明去不断发展。这必然会促使数千年传统的中华文明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这就是中华文明的新生。需要强调的是，新生是一个自我革命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肯定的状态。经历过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华文明最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表现自身。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交融的产物，不仅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新生，同时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新生。

三、中华文明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

现代社会主义诞生在西欧的土壤，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叛逆之子，这也就意味着，现代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现代性这一历史前提。因此，中华文明把现代社会主义融入自身，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华文明必须积极吸纳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之前提的一切“现代文明”，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中华文明还要借助现代社会主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超克”而能动地创造一种新型的、更好的现代文明。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是文明革新的辩证法。

问题在于，经典作家所论述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实质上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超越，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土壤乃至基因的其他社会，比如中国，到底如何经过“拿来主义”来人为构建一种并非自生自发的未来文明，却是谁也不知究竟应该怎么做的事情。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注：1881年，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认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51.）。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华文明经由与现代社会主义的交融而获得的新生，不仅是现代社会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的重新形塑，而且也是中华文明对于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发明。换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新生，并非按照现代社会主义的抽象原则进行生硬的单向自我改造的结果，而是在现代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与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对于现代社会主义和自身的双重改造。实际上，也就是在中华文明与现代社会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行的融合创新。

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绝不是作为一个被动受纳的纯粹客体而存在，毋宁说，中华文明必须保持高度的主体性，只不过这种主体性不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基于主客二分、流于封闭自我的形而上学“主体”，而是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学习型文明所固有的“日新之谓盛德”（《易经·系辞上传》）。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禀有这种积极能动、刚健有为又虚怀若谷、涵容吐纳的优良品质，它才可能为现代社会主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开一生面。王船山曾言“六经责我开生面”，中华文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亦应有如此担当。

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作为一种实践，乃至作为一种制度，社会主义都有很漫长的历史。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现代社会主义本身仍是个新事物。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古老的思想，实质上根植于人类作为“群”的本性，尤其是人类只有通过相互合作才能过上更好的共同体生活这一历史真理，也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但在现代之前，人类的社会主义倾向更多的只是出于血缘或地缘，而且人本身就是先天地属于某种血缘或地缘，所谓的“个人”或“个体”——一种现代发明——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还没有出现。只有到了现代社会，也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需要并不断催生和强化的大工业社会，一种真正基于“业缘”也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而且，从事社会化大生产的“个人”也被从传统的血缘或地缘共同体中抛出，日益沦为普遍抽象的原子化个体，被称为“生产者”“市民”或“公民”。

现代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荒原和利己主义废墟上重新激发人的社会性，实现一种“自由联合”。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人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内在倾向，而是意味着经济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公共性”，它指向一种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新型共同体生活。马克思主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乌托邦）走向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发现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根据马克思主义，一个旧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得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消失之前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样，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它所得以产生的现实经济社会条件出现之前也不会自动登上历史舞台的（注：参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那么，如何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为物役”的异化牢笼，结束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充满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开启驶向“自由人联合体”未来彼岸的新航程呢？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领导的法国大革命在结束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异常激烈，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在结束新的旧世界时引发的革命与反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要更加激烈。历史的进程，是特定舞台上各种力量较量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必然与偶然的辩证统一，因此总是充满着复杂性与曲折性。马克思主义所探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具有不同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国家或文明体中展现出迥然不同的面目。社会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就像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使其并未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使其各自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不同的样子，俄国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实际使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会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这背后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实际”，就是由历史、文化、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技术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塑而成的特定文明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某种把文明简化为单一精神性因素、甚至宗教因素的“文化决定论”，更不意味着走向某种完全与我们大异其趣的“文明冲突论”（注：关于“文化决定论”和“文明冲突论”一般公认的经典代表，分别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郭小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之所以能够开创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道路，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最直接地与中华文明这一特定的文明形态有莫大关系。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势必会在中国内部促使生成一种新的现代性，但同时这种现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完全取决于它与中国的实际——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文明形态——融合的程度，而在此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一种拥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独特文明，必然会反过来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中国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发创一种具有中华文明特质的新型现代社会主义文明，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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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G].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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